井冈山英烈雕塑群感怀——闪烁在精神的天空

因此,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记忆是一个人的世界观,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。如何纪念我们的节日,关乎着我们如何记忆。怎样认识从前,就意味着怎样开拓未来。

让理想、信念和崇高精神,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,像火炬一样,燃烧不熄,照亮我们的前程!——题记

脚步开始变得沉重,想到就要离开他们,我的双眼涌满了泪水。我禁不住猛然转头,再一次回望高高的井冈山烈士陵园。这一眼,我看到了一直把半座山映得通红的那个光源——穹顶上巨大的红五星!五角星,你放出的耀眼光芒,是多么撼动人心!

那红色的光芒,不但有壮烈和牺牲,也有崇高和壮美,还有人性中的坚定与温柔,它凝聚了人类最精粹的美德和精神。诗人说:“如同布匹,精神也需要洗涤,蘸着昂扬的色彩,荡洗懈怠、萎靡、迷惘和疲惫”。山那边,隐隐有雷声滚过。轰隆隆的雷声,像山雨欲来。我知道,这巨大的轰鸣声来自我的心灵深处——

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青铜雕像,甚至比得上《掷铁饼者》和《大卫》!绑着绑腿的两条腿,粗壮,蕴着一种沉默中爆发的力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,他站在一片翠绿掩映的树丛中。这是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,绿叶在阳光下发亮,浓郁得像飘在天空的云。他就站在云朵上。“他多英俊呵!”和我一同靠近他的人,这样感叹。

他实在是英气逼人!张子清,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。18岁毕业于湖南讲武堂的高材生,文武得兼,韬略齐备。

雕塑,定格了一个饱学博才、足智多谋的儒将风姿。从前和如今,张子清都让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由衷景仰。

在高高的山冈下,微笑着向朱德招手,朱德快走近的时候,抢先几步,也加快了脚步,早早把手伸过去。

两位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他们使劲摇晃着对方的手臂,那么热烈、深情。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——井冈山大会师。

之前的接龙桥之北阻击战,为这次会师创造了有力条件。时任第一团团长的张子清,就是在指挥作战时受的伤。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左脚踝骨。弹头深深地嵌在骨肉里。

不久,伤口发炎,溃烂,流着黑紫的血。最后,他不得不住进了小井“红光医院”。

张子清的伤情一天天恶化。他忍着无可名状的疼痛,让医生用竹镊子去夹骨头里的弹头,夹了一次又一次,怎么也取不出,子弹嵌得太紧太深了。

和他一起住在医院的800多名伤病员,全靠盐水消毒,青苔降温。好的时候,他能领到一包像小手指盖大小的硝盐,用于清洗伤口。

盐,多么奇缺之物。他每次领到它,都悄悄用油纸包起来。有几次,他的伤口疼得钻心,手就伸到了枕头下去取,摸了一下,两下,他终于又咬着牙将手缩了回来。

他一直用金银花水洗伤口,想把盐积攒起来。盐攒得越多,他的伤疼得越厉害,疼得夜里不能入睡。

1928年6月,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,又一批伤员住进医院。伤员骤然增多,医院断了盐,不少伤员伤情开始恶化。这时候,张子清把护士排长叫到身边:“我给你一样东西,但你一定要按我的意见去做。”

他反复叮嘱:“盐不多,一定要把重伤员的伤口洗一遍,有可能的话,再把所有伤病员的伤口洗一遍。”

此时,他自己的伤在恶化,不得不让医生用菜刀,割掉那些溃烂的皮肉。最后,他失去了一条和他一起翻山越岭的左腿。

那是用木工所用的锯截下的。青冷的刀锋进入他的躯体,先是肉,尔后是骨头。那声音,在听惯了枪炮声的人看来,似乎微弱。但锯齿,有如在人的心尖上拉来拉去。大“围剿”来了,张子清和伤势严重的红军官兵,被转移到山洞。井冈山上的大雪,奇迹般地下了40多天。他爬到洞口,抓把雪团解渴。在荒无人迹的山岭,度过了人生最寂寞、最苦难而又受到死亡威胁的日日夜夜。终于熬到了温暖的春天,洞口边,一棵野草发出嫩芽。他多么渴望生命的延续,甚至听到了山冈上疾走的脚步声。可是,病入膏肓的伤势,彻底吞噬了他原先雄健的肌体。有谁知道支撑张子清度过艰难岁月的是什么?可能是信念吧?!人不能没有信仰。而信仰又以国家、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崇高。以崇高信仰为支撑的信念,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。

1930年5月,最后的时刻到了。张子清拉住警卫员的手,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断断续续地倾诉对慈母、贤妻和爱女的眷念:“我……不行了……我死了,请……请你们一定……一定设法……转告我的母亲……”

母亲不相信儿子会死。十几年中,她天天盼儿子的信。临终时,老人嘱咐身边的人,如果儿子来信了,要送到她的墓里。妻子也不相信他会死,望穿秋水,等他归来。

站在这尊雕像前,我把目光向远处眺望又眺望,希望看到遥远的湖南桃江县坂溪乡风景村的村口,那里有他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。可我面前总是呈现一双女人眼睛,泪水在眼眶蓄积,蓄积,满满的,顺眼角流下。雕像无言。

她死于忠贞的爱情。多少年以后,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朱德:“提起伍若兰,你为什么显得那么消沉?不爱她吗?”

隔着一张小桌,他们相对而坐,烛光照着朱德多皱的面庞。他表情沉重,像是凝视着想像中的情景,然后,用沙哑的声音说:“……她后来被抓住,折磨她很久,才砍下了头,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。”说完,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从回忆中挣脱出来。史沫特莱在著名的绝笔之作《伟大的道路——朱德的生平和时代》中这样记载:“他开始听说、后来又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队员,她在农民中真是无人不知,是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。年龄只有25岁,演讲富有魄力、才智,大脚,体格非常健壮,头发挽在后面,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。她并不好看,可是一双大眼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。”雕塑园,仅有两位女性——贺子珍和伍若兰。她们并不是作为伟人的妻子,而是以井冈山斗争主要领导人的身份站立在此。

敌人对她施行了“吊打”、“踩杠子”、“灌辣椒水”等酷刑。敌首刘士毅说:“你已落在我们手上,只要你能自首,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,就可保你不死,还可给你官做!”

伍若兰坚贞不屈。也许,听到“朱德”的名字,一股热流涌进了她的心房。他是她的良师益友,是她心爱的丈夫,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也许,她还想起了朱德率领湘南起义时说的线年革命失败后,是黑暗的,但黑暗是暂时的,到了1917年,革命终于成功了。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,也是黑暗的,但黑暗也是暂时的。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。只要能保存实力,革命就有办法,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!”她怒目痛斥道:“告诉你们的主子,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,背叛,除非日从西边出,赣江水倒流!”

1929年2月12日,伍若兰被绑往赣州卫府枪决。她的头颅被割下,悬挂在赣州城楼。

她,当时只有26岁,即将做孩子的母亲。没有人会听到婴儿的哭声。残忍的敌人剖开她的腹部,上面刺了6刀。那个小小的生命,是与她血肉相连的胎儿。晚年时的康克清,常常悲痛地回忆这段往事,她对儿孙们说:“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,因为她是我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,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,有许多优秀的好品德”;“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……”您奉献的远远胜过一个女人,您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!

在伍若兰和贺子珍的雕像前,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写下这样的文字:“她们面若桃花美丽,笑若繁星灿烂。贺子珍在峥嵘岁月中共失去6个孩子,而伍若兰惨遭杀害。作为女性,有什么比做母亲更让她们向往?作为母亲,有什么比得上孩子更令她们骄傲?可在信仰面前,这样的向往和骄傲都被忧伤地舍弃了。”她死于忠贞的爱情。一种超乎个人生命之上的崇高爱情,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更早的一些时候,离井冈山不远的庐山上,一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,每天的任务,就是在早晨攀上她家屋后的山岭,采摘回来一大把鲜花,然后插在花瓶里,从不间断。

多年过后,这个以写中国民间生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,回忆幸福如斯的童年时,清楚地记得,她最喜欢采摘的是紫萁和百合。但有一种黄色的百合,她却从不采摘。因为,这种百合的花期只有一天,她心疼它生命的短暂。朱德一生都酷爱兰花,留下了“唯有兰花香正好”的诗句。

1962年春,他以76岁高龄回到阔别了33年的井冈山。刚落下脚,就急切地问井冈山的同志:“我记得有一个地方,遍地长着兰花,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?”

他手拄拐杖,到处寻找兰花。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林子时,远处飘来了一阵阵清香。他激动地说:“是这里,是这里!”兰花无风自吹香。他蹲下身来,细细地看着那些开着小白花的井冈山九节兰。他采了几瓣,放在鼻子前闻了又闻,说:“清香扑鼻啊!”

在井冈山59位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的先烈中,有90%以上是20多岁的青年。何挺颖24岁,张子清29岁,宛希先23岁,邓家海29岁,刘线岁……法国文豪雨果说:“每当人间英雄逝去时,我们都会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。一种事物消失了,另一种事物降临了。于是人们发现,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,其实永远不会熄灭。”我长久地注视着雕像,尔后,我听到了轰鸣的响声。王尔琢之死,死得悲壮惨烈。他不是死于敌手,而死于他昨日的同乡、战友,又被他视如兄弟的叛徒之手。他是28团二营营长袁崇全。这个地主家的阔少爷,受不了井冈山的艰苦生活,一心想脱离红军,投靠赣敌刘士毅部,以图升官发财。

1928年夏,红军在湘赣边界遭受了著名的“八月失败”。同那些悲观失望的人一样,袁崇全认定“井冈山红旗打不了多久”。

8月28日,袁崇全率部投敌。闻讯,红四军参谋长兼第28团团长王尔琢,骑上马就去追赶。他高声喊话,劝二营的士兵们回来。黑夜中,袁崇全恼羞成怒,举枪扫来一梭子,王尔琢当场倒在血泊中。他一直坚信能把袁崇全唤回来。倒下的那一刻,一定在心里默念:“我是他们的团长,和他们同甘共苦、出生入死,他们会听我的。”他的心纯得像水晶。在此之前的1927年4月初,王尔琢曾率军打到了上海外围。有一天,蒋介石的两个亲信,携带蒋的亲笔信来先遣军司令部找王尔琢。说如果他听命于蒋先生,就正式委任他为军长。王尔琢看了信,放声大笑,笑得十分响亮:“一个军长太小了,应该给我一个军阀,一个大军阀!”8月28日那天,他是顶着横飞的弹雨向前走去的。子弹打在脚前的地上,发出一连串“啾、啾、啾”的声响,卷起一道道烟尘。他仍义无反顾地朝前走……“砰砰”,两颗子弹射进他宽厚的胸膛。他倒在布满石头的地上,过于坚硬的石头,一定硌疼了他的脊背。可是他已经全然感觉不到疼,他进入了一片殷红。

在他倒下的时候,受蒙蔽的官兵,整整齐齐回到了革命队伍。有人说,原以为只有穷才革命,只有走投无路才造反,井冈山的革命都是穷苦的农民揭竿而起,但和王尔琢一样的许多青年俊杰,他们有的来自黄埔一期、黄埔四期、黄埔六期,有的来自北京大学、上海大学、湖南师范……他们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,不屑于蒋介石的高官厚禄,追随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,上了井冈山。到底为什么?为什么?

1928年10月,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广场,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万分痛惜,含泪写下了一副挽联:“一哭尔琢,二哭尔琢,尔琢今已矣!留却重任谁承受?

生为阶级,死为阶级,阶级后如何?得到胜利始方休!”据说,一生只为3个人开过追悼会。一个张思德,一个王尔琢,另一个是陈毅。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,只流过两次泪。第一次是爱妻伍若兰牺牲,第二次是哭挚友王尔琢。骁勇善战、才华横溢的一代青年战将王尔琢,曾慨然明誓:“革命不成功,不刮胡子,不理发。”为此,他得了个军中“美髯公”的称号。今天,中国革命终于成功,我面前的他,化作了一块晶莹的石头——他已经是一头漂亮的中分发型。

与王尔琢感情甚笃的肖克将军,当年因身负重伤,未能参加追悼会。一直到晚年退居二线,才了却心愿。茫茫原野,一座不起眼的墓,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掩面而泣,老泪纵横……常怀诗情的将军,一字一顿地吟诵:智勇双全震赣湘,为除叛逆以身戕;时逾半纪临君墓,如见英姿焕大荒。(《谒王尔琢墓》)鲁迅说:“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,那就真的死掉了。”

看到军旗,我就想到了你。高大的身姿,屹立园中,有一种玉树临风之美。何长工,这名字配他!

在井冈山斗争中,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设计军旗,改编王佐和袁文才所部,坚守井冈山……为革命,他丢了一条腿,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惨遭杀害。这样一个名字,容易让人以为他是长工出身。其实,他早年漂洋过海,赴法留学,能文能武。“马日事变”后,湖南军阀悬出重赏,四处通缉捉拿他,他不得已改名隐蔽。根据他曾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,就为他起了“长工”这个名。“为革命打‘长工’嘛!”爽朗地笑着,对他说。

我想像着那个激情澎湃的前夜。中央指令传来:秋收起义要亮出工农自己的旗帜!前敌委员会指派何长工与师参谋长陈树华、副官杨立三设计制作军旗。何长工以留法期间见过的前苏联红军军旗,提出设计方案。那草图不知今存何处?它只是一页方纸吗?上面的线条和色彩,绘出了一支人民军队有关使命的基因图谱。我想像何长工用手抚摩闪着红光的军旗,一针一线将黄色的五角星、镰刀和斧头缀在上面的情景。那一刻,他把忠诚和智慧抽成丝,也织进了伟大的旗帜上。

据说,军旗图样确定后,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纷纷请缨,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,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。几天几夜,100面崭新的军旗诞生了。她们鲜艳而蓬勃的生命,正静静等待着,等待着走进风雨雷电,刺破黑暗浓积的苍穹。1927年9月9日,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修水县城升起。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。

何长工沿着秋收起义的崎岖山径,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。他一定看见鲜红的军旗鲜红依然,正伴着“听党指挥、服务人民、英勇善战”的铿锵誓言,猎猎飘扬。

何长工常常对人说:“我们当时要打仗之前,互相之间只有两句话:一句是‘告诉我的老母亲,你儿子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牺牲了’。另外一句话是‘胜利之后,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’。”

壮士一去不复回。然而他们的生命并未真正消逝,而在另一种形式里犹然可见,就像雕塑。这是崇高的另一种存在;这是精神的另一片天空。

晚年时候,何长工重回井冈山。他缓步走进雕塑园,默默地看着,不知不觉眼角流出了泪水。恍惚间,那些英烈复活了,他已忘记生与死的界线,仿佛回到了从前。少顷,他哽咽地问身边的人:“这里怎么没有我呵?”陪同他的人说:“他们都是不在世的。”

何长工沉默良久……多年过后,他如愿站在了战友的中间。他和他们一起,筑成了一道高山仰止的至美风景。

歌德说:“人的榜样教我们相信神的存在。”他所说的“人的榜样”,应当就是指像何长工这样的人。“为人民扛一辈子长工”。一个平凡的名字,让一些人羞愧,让一些人奋进。大凡有山必有庙。来井冈山的人,都会惊奇发现,这里山清水秀,峰峦叠嶂,却不见一座寺庙。当地百姓说,井冈山的人民只相信。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力量,它可以几十年不变地让人们的信仰,如此忠贞不渝,如此坚定不移,如此百折不挠!“不朝圣来不拜仙,我来朝拜井冈山。人说你五千八百尺,我说你天下第一山!”在精神的天空,永远闪烁的崇高革命精神,是人民军队“八一”军旗上飞扬的理想和青春!(雕塑摄影史新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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